徐行后长者之悌是从兄之悌的扩大，因而是义的扩大或扩大的义。
见瓶水之冰，而知天下之寒，鱼鳖之藏也。《淮南子·说山训》：以小见大，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。
《吕氏春秋·察今》：故审堂下之阴，而知日月之行，阴阳之变。《华严经·初发心菩萨功德品》：一中知一切。魁奈被誉为欧洲的孔子，爱默生视孔子为哲学中的华盛顿，美国哈特《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》一书中，孔子排名第五，孔子不仅是中国的，也是世界的。陆象山说：东海有圣人出焉，此心同也，此理同也。儒家主张忠恕之道，严于律己，宽以待人，尊重他人，不把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人，恕道是文明对话的基础。
一分为三思维，一分为二思维往往非黑即白，二元对立，强调斗争，矛盾不可调和，简单化、极端化。孔子主张以直报怨，就是以率直、公正、坦然的态度和理性精神对待仇怨。【17】强调儒者之行在于学问，《儒行》开篇即讲强学，这是对儒者的修为要求。
基于此，我们很容易就能够理解东汉樊英的行为。但如果有人对康、陈等人的孔子改制说不尽苟同，那么可以退一步说，即便乡服不是孔子专为创建孔教而制定的冠服，也同样具有团结意义，体现为慎终追远的意识。那么从这一点上看，《儒行》篇对于儒家群体创建的意义就显得非同一般。履信思乎顺，又以尚贤也，是以自天佑之，吉无不利。
但还须特别说明，儒家不仅没有完全超脱世俗社会，还有积极参与政治的面向，主张以高尚圣洁的作为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积极正面的作用。 蔡杰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）原载《天府新论》2023年第5期 进入专题： 儒家 。
我们试着从《儒行》篇的语境中去设想，鲁哀公提出儒服的问题，是为了侮戏儒服还是侮戏儒者?这一问题须从整篇《儒行》去把握，鲁哀公表面借助儒服的问题，其实质应是出于对儒者的侮戏。4陈焕章:《儒行浅解》，世界日报出版社，1928年，自序第5-6页。从五伦的角度看，主要是君臣、朋友两伦，较少涉及父子、兄弟、夫妇三者。故郊庙并举以祖配天，其与耶教异者在此。
爱其死以有待也，养其身以有为也。5陈焕章在《论孔教是一宗教》一文中，分出孔教之名号、衣冠、经典、信条、礼仪、鬼神、魂学、报应、传布、统系、庙堂、圣地等十二部分，《儒行》就是第四部分孔教之信条:既服儒服而诵儒之言矣，则行儒之行尚焉，《儒行》者孔教之信条也。那么反过来说，忠信作为一种内在信念，儒者是可以通过自身的修为或体验的方式去把握到的。端衣玄裳、冕而乘路者，志不在于食荤。
10孔广森:《大戴礼记补注》，王丰先点校，中华书局，2013年，第23页。11陈焕章:《儒行浅解》，世界日报出版社，1928年，第1页。
儒者能与古今圣贤共居同稽，体现了天命的普遍性与永恒性。【8】陈焕章这段话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，一是如何理解乡服的问题，二是如何看待孔子回应鲁哀公的侮戏。
康有为的言论中提及樊英与朱熹，对该问题的分析，详见本文第三节的论述。儒者不以贫贱而慕富贵，不以富贵而傲贫贱，亦不以贫贱而骄富贵。若申其志，虽箪食不厌也。当然，这样的儒者唯有仁者能为之。郭店楚简《六德》亦云：聚人民，任土地，足此民尔，生死之用，非忠信者莫之能也。宋儒对《儒行》篇的质疑，影响了宋代之后近千年的学术史，直接导致宋、元、明、清历代儒者基本上都不重视《儒行》篇，仅晚明黄道周孤明独发，特作《儒行集传》一书试图接续圣人意旨。
27详见蔡杰：《〈儒行〉的社会性：儒家的一个可能走向》，《哲学动态》 2021年第11期。所以孔子如果仅仅只是回应儒服的问题，至多只能驳回有关儒服的问难，而无法彻底消除鲁哀公对儒的侮戏，那么也就不可能达到像《儒行》篇最后的理想结果——终没吾世，不敢以儒为戏。
注释1现代以来的学者如章太炎、胡适、熊十力等，均借助《儒行》篇重新说儒，进而阐发儒家精神。儒者行为重在学问，其内容是忠信，目的是求仁。
可见，儒家所言忠，不宜狭隘地认为只针对君主而发。不祈多积，多文以为富。
也唯有如此，儒者才有可能超越世俗政治，凭借其独立的德行以自立。主忠信，徙义，崇德也 （《卫灵公》）。儒者既不会被财货利禄所诱惑，同样也不会被乱世暴政所左右。换句话说，孔子身上所着的儒服（乡服）对于儒家群体而言，并不是一种固定的冠服，反倒是儒者行为的一种表现形式，即由内在仁孝的伦理观念外化为冠服穿戴等相应的行为。
在没有出仕从政时，《儒行》云：儒有居处齐难，其坐起恭敬，言必先信，行必中正，道途不争险易之利，冬夏不争阴阳之和。对仁者身上所具有的这种超越力量的理解，我们可以从古代民间对圣贤建造生祠的现象来看。
所以儒者成己即为仁者，仁者能够成人以成天， 儒者亦仁而已，仁而后成人，成人而后成天，成天而后君王、长上、有司之所从受命也【20】。君得其志，苟利国家，不求富贵，说明儒者处理政治事务能够超越世俗的偏见，而不受世俗观念干扰。
忠具有无主观欺瞒的意思，信则有不欺瞒于他人的意思。17陈焕章:《儒行浅解》，世界日报出版社，1928年，第5页。
因此，任何具有群体性的学说均须外化为特定的外在形式，才能真正实现其群体意义。宋儒这一判断与其工夫论有关，宋儒的工夫论中强调根除克、伐、怨、欲，从而使所思所行均能合乎天理，其中克就是胜人的意思，也就是说《儒行》篇中体现的这种矜张胜人的气质是应当去除的。故世有古今，志无伸绌。所以完全可以说，孔子在《儒行》篇当中以模棱两可的方式回应鲁哀公的儒服问题，而随后大篇幅展开对儒行的讨论，其回应是具有极强的针对性的。
首先需要明晰一点，上文提及黄道周已指出《儒行》篇整体的内容脉络：先于学问，衷于忠信，而归之于仁。斩衰蕳屦、杖而歠粥者，志不在于饮食。
参见陈焕章:《孔教论》，《民国丛书》第4编第2册，商务印书馆，1913年，第18-19页。章太炎晚年就曾提出将《孝经》与《儒行》一并纳入其新四书的序列，另外两篇为《大学》《丧服》。
甚至可以说，事天是必然的儒者行为，而事君并非必然，至多只是事天行为在世俗政治中的延伸。14李零:《郭店楚简校读记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187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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